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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史的墮落，繼「晚清北洋卷」後的「國共卷」，
進一步點評了這些黨國人物及其外圍分子如何掙扎在歷史中。
……
蔣介石／張學良／戴季陶／蔣經國／宋子文／孔祥熙／陳立夫……
毛澤東／周恩來／宋慶齡／林彪／鄧小平／劉少奇／張國燾……




是時代主導了路徑？還是性格決定了命運？
他們無論如何掙扎與突破，都只是奔向自己的使命或宿命。

「墮落的近代史」就在國、共兩黨人物的認知圖景裡，如此演進。

國民黨——
國民黨從整體上講，就是一群拿錯劇本的演員。蔣介石作為這批人的領袖，經常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歷史地位——即便到了台灣依舊如此。

共產黨——
江湖好漢＝業餘軍人和正規列寧主義者＝黨務官僚的階級鬥爭，是共產黨的主要特殊之處。改革開放並沒有改變共產黨的行為模式，只是調整了打擊和統戰的具體區域──包括對台灣。

歷史學者劉仲敬的近現代歷史人物點評系列，不僅否定黨國史學體系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解釋，甚至認為國民黨的北伐、收回租界及共產黨的革命和運動，是造成中國近代及未來巨大災難的原因；他更是否定目前主流的中國民族主義、中華民族（大一統思想、中國人認同）等論述。劉仲敬用演化論的解釋體系去看待近代史，去點評近代史人物。他認為，近代史的破碎性尤其適合演化論模型。

所謂演化論史學，是把歷史視為某種巨大而複雜的生態場域，組織和結構是演化場域的主體，而季候、環境和節點則是演化的關鍵。在劉仲敬的眼中，無論是林則徐、慈禧、李鴻章、還是蔣介石、毛澤東，都是這個生態場域裡被各種力量促動而演進的主體。換言之，歷史不是英雄的戰利品，反而，巨大而複雜的歷史力量推動了這些人物。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找出其中的路徑、線索和節點。

在《近代史的墮落˙國共卷》裡，劉仲敬選擇了二十三位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，分析了他們為何成為他們，何種力量主導、推動他們的行為，而他們在歷史的節點上，做出何種選擇。作者藉著評點人物的方式，以小見大，呈現了演化論視角中的近現代圖景。

譯者介紹

一、聰明的士大夫，不合格的土豪──譚延闓
二、「國民黨的替罪羊」──孔祥熙
三、業餘搞政治的詩人──汪兆銘
四、總是錯估歷史位置的道德家──蔣介石
五、製造幻覺的憲法專家──張君勱
六、「革命外交家」顧維鈞
七、『仁俠之風』杜月笙
八、『老實人』李宗仁
九、列寧主義世界化的典型標本──戴季陶
十、蔣家天下陳家黨──陳果夫、陳立夫
十一、紅色國母──宋慶齡
十二、誤入東方的西方工程師──宋子文
十三、技術官僚──傅作義
十四、無原則的『新疆王』──盛世才
十五、被扼殺的史達林──劉少奇
十六、紅太陽身後的暗星──康生
十七、黨的化身──周恩來
十八、『老兒子』──張學良
十九、紅色文宣教父──陳伯達
二十、紅色孤將──林彪
二一、遠東的幽暗之心──蔣經國
二二、東方的馬基維利──毛澤東
二三、老列寧主義者──鄧小平

四、 總是錯估歷史位置的道德家──蔣介石 ( 節錄 )




作為軍事家，蔣介石沒有超出業餘愛好者的水準。東征和北伐的軍事指揮並不出色，勝利主要是因為對手比蔣更缺乏決心和耐力。蔣介石自己承認，他喜歡打孤注一擲的戰爭。也就是說，打沒有後備軍的戰爭。一旦失敗，就會全線崩潰。失敗才是檢驗科班生的試金石，蔣在這方面的記錄糟糕透頂。南昌戰役、淞滬戰役和一九四八年的戰爭都是這樣，最精銳的部隊放在前線最危險的地方，最不可靠的部隊放在最安全的地方，戰線背後留下巨大的真空。他希望依靠嫡系部隊旺盛的革命精神，迅速瓦解意志薄弱的敵人，用聲勢彌補自己不能持久的弱點。然而萬一敵軍深入毫無準備的後方，撤退就會變成無法控制的潰敗。他的嫡系很容易消耗殆盡，很難得到充分的補充。非嫡系部隊很容易背叛，很少受到應有的懲罰。他酷愛王陽明哲學的原因很像日本海軍將領，唯意志論相當於孤注一擲的突擊。如果突擊失敗，那就只能不成功便成仁。根據這種思路，短期戰役的勝利取決於武德。長期戰爭是工業基礎和經濟基礎的延伸，他不願意考慮這方面的問題，因為他沒有這些基礎，又不願意承認自己打不贏這種沒有基礎的戰爭。




作為政治家，蔣介石的優點和弱點同樣突出。他有強烈的責任心和原則性，有知人之明和容人之量，是最佳的守成之主和中級管理人員。但他非常缺乏掌握複雜格局的敏銳感覺，沒有從紛繁表象中抽取結構的透視力，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始終判斷錯誤，極其不適合處置危險和敏感的外交與地緣問題。他在勝利時不理解勝利的原因，在失敗時也不理解失敗的原因，總是得出錯誤的因果聯繫，吸取錯誤的經驗教訓。他用堅毅不拔和埋頭苦幹贏得的資本與機會，因為盲目和固執而虛擲。他習慣將自己的性格力量和道德修養當做主要資源，自負為英雄和聖人，輕視物質環境的約束力量，將自己製造的困難視為有益的考驗，重視過程超過重視結果，因此一再蔑視最英明的警告，一次又一次地置之死地而後生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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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業餘搞政治的詩人──汪兆銘( 節錄 )




錢鍾書把汪兆銘視為善於作詩的政治家，其實汪的本性毋寧說是詩人，而搞政治只是業餘。民國清除老悖，為出身低下的年輕人開闢了無限的空間。蔣介石、李宗仁如果不從政，社會地位肯定會明顯降低。汪兆銘卻不是這種類型。他做大明、大清或日本的士大夫，猶如探囊取物；做文人或學人，肯定技壓群雄。從政對他意味著降格和犧牲，這是有客觀依據的。他非常討厭事務性工作，既無趣又勞累；隨時都想回到文人的世界，這裡至少比較有趣。他的自我形象是精神領袖或清流領袖，而非政治首腦或行政首腦。


二、「國民黨的替罪羊」──孔祥熙( 節錄 )




孔祥熙做替罪羊，其實是早晚的事情，宋子文接替他理財以後，情況變得更糟，但這也不是宋子文的錯。國民政府在決定抗戰的那一刻，就開始了吃老本和預支未來的歷程，越往後接手的財政家，需要收拾的爛攤子自然越大。知識分子不敢質疑抗戰決斷和經濟管制（後者是前者的必要條件），就拿財政家的生活作風開刀，給民眾造成了危險的錯覺，彷彿只要這些人大公無私一些，抗戰就可以變成合理的決斷；而只要群眾監督得好，完全可以強迫這些人大公無私。




從財政角度講，一九四六年的戰爭只是一九三七年戰爭的延續。爛攤子變得更爛了，這是自然而然的。局部的經濟管制天然不能穩定，管制部分和自由部分的衝突時刻都在撕裂社會。蔣介石無論給公教人員補充多少平價米，讓軍警槍斃多少貪汙倒把分子，都完成不了如何讓滾動的石頭停在山坡的任務。他要麼後退一步，...